王石真与伪：佩服其敢被人贴身拍三年

2008年起，深圳一家纪录片公司曾贴身跟拍王石三年，积累了10万分钟的影像资料。一位企业家闻知此事，发出如上感慨。

“名教中人”

儒生好名，商人爱利。在具有深厚“名教”传统的中国，这是常识。北宋一代名臣范仲淹曾作诗自况：“有客淳且狂，少小爱功名。”范仲淹对名声的热爱与追求非同一般，在当时就曾引起许多非议，王安石说他“好广名誉，结游士”，宰相吕夷简批评他“务名无实”，这种争论甚至吵到皇上那儿。但*后，范仲淹成为正统，他是宋明理学的先驱，是中国历史近一千年的“名教”先驱，张载等宋明理学的**者受到他的直接影响。究其原因，宋以后“名教”能够重建与深化，在于“重义轻利”是儒家的宗旨，而对“义”的褒扬就是“名”，“人人好名畏义，何向不立”。

但“名教”*国，一大问题就是会产生大量“沽名钓誉”之徒，士林名教，盛产“伪君子”。好名近伪，好利似真。一千年来，虽然名教高悬，但这样颇合传统“物极必反”观念的说法也为人认同。到近代，名教崩溃。功利主义正名，知识分子成为职业，商人正大光明逐利。名、利如何取舍，对现代人似乎已不是什么令人纠结的难题了。市场经济时代，企业家就等于有*人，对这**榜一路数下来，大概就是中国当代***的企业家。

在当代中国企业家中，王石确实是个另类。他作为“商人”，给人们的印象是几乎“逐名”甚于“逐利”。他基本上不是作为**，股东，而是作为职业经理人**了万科多年。作为经理人，自然获利有限，远离**榜。关于自己为何取名舍利，王石在媒体访谈、演讲著述中已讲过无数次。原因林林总总，与万科国企改制的背景有关系，当然主要还是王石自己的选择。这方面冯仑在《野蛮生长》中的总结比王石自己说的简练直白：王石很早就意识到，在中国，名利兼收非常危险，“若是不甘寂寞，那就得舍名取利。如果他是个**，同时又爱张扬，那万科就会有问题，肯定活不到现在。”王石确实“不甘寂寞”、“又爱张扬”，“闷声发大财”不是他的菜。况且，他在聚光灯下的天分又是那么好。

好名而弃利，王石的身份看起来错位，以商人之身追求儒生的价值。但翻阅王石的众多著述，确实可以清晰地看到，王石是一位具有知识分子气质与素养的企业家。他大谈科学、理性，大谈修齐*平，其实并不突兀。

吴晓波为王石新书《大道当然》作序，以一段“煽情”文字结尾：“在南方小镇深圳，这位叫王石的27岁文学青年枕着一本已经被翻烂的《大卫科波菲尔》，睡在建筑工地的竹棚里。然后，他醒来，行走，挣扎，一路远足至今，仍在走向新的不确定。”王石，虽然“少时贫瘠”，“青春荒芜”，但无论从出身、还是去深圳创业前的经历来看，他都是那个时代不折不扣的“**阶层”的一员。在这一点上，王石同比他晚一些下海的“92派”企业家非常类似。92派，大多是那个年代稀有的**大学生，天之骄子，毕业后混迹于省部级国家机关、科研院所等，具有强烈的**意识。

中国士农工商的等级文化传统，在晚清、民国时期遭到严重冲击，随着当时市场经济的逐步实现，甚至很大程度上被颠覆了。但上世纪50年代起政*重新集权化、计划经济大一统之后，这个传统等级秩序很大程度上又复活了，只是“干部”这个新的**等级代替了传统士大夫。92派人士，这些“国家干部”下海经商，一开始实际上并不具有纯粹的商人意识，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*与文化抱负下海的。如92派的代表人物陈东升就曾自述，80年代末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策划“中国企业500强”评选活动后，他意识到：“什么科技救国、教育救国，都是虚言，只有实业救国一途，拥有多少跨国公司才是屹立于世界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。没有经济，就没有一切。”

如“92派”这一代新中国红旗下长大的**分子，即使做了成功的商人，单纯的金*与私人生活享受也难以满足他们，他们往往“忧国忧民”，追求“大我”，喜好宏大叙事，乐于介入公共生活，影响公众。这在一方面可以褒扬为有崇高的公共精神、奉献精神，另一方面，也可以解读为是潜存在他们身上的旧意识形态的本能反应，背后有政*权力弥散与个体意识匮乏的阴影。

与92派类似，读《大卫科波菲尔》、汤因比《历史研究》以及马克斯韦伯的王石，他以后的所作所为，也无法褪去时代与身份的烙印。甚至，他比92派那些人走得更远。

1980年代，严酷的禁锢日渐消散，尼采式的意志主义一时风行，“科学的春天”来临，思想界开始高唱蓝色文明，启蒙主义与“文艺复兴”话语成为时髦。这一切，成为王石那一代“先进青年”无法去除的精神底色。征服自然，征服自我，探索世界，学习西方，长江漂流，穿越罗布泊，神农架找野人，特异功能人，春晚留学生祝福祖国，这就是那个时代、那一代人的英雄主义，浪漫主义。即使在多年后名满天下的王石